史林｜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传统的形成，与他关(2)

1919年7月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秉持“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活动以创造少年的中国”的目标，在其创办的《少年世界》中明确标示了刊物宗旨：“注重：(一)实际调查，(二)叙述事实，(三)应用科学。”1919年12月4日，李大钊主持的《晨报》副刊发表了王光祈的《城市中的新生活》，主张过工读的生活，“每日做工六小时，读书三小时，其余时间作为娱乐及自修之用”，要求拟加入者“代调查手工艺种类，并说明需要资本若干”。调查成为这一时代年轻人进入社会的通行方式。

1920年1月，李大钊主持的《晨报》副刊发表了《北京贫民的悲惨生活》，这是一群受李大钊影响的青年人到人力车夫聚居区域所作调查的记录，内称：“先索得该区警署所存的极贫居户册子，里面开列贫民姓名门牌，共计百五十余家，所以调查时比较的容易着手。我们一共十人分五组，每组担任30户。”

调查呈现了惊人的贫困：“他们的衣服除小孩了[子]大多穿着破棉外，大人有穿夹袄的下面大都穿着单裤——以妇女为最多。……土炕上有许多是没有被窝的，有的是摊着烂穿了的，或东一块西一块的什么东西。一家五六口的，也只有一个土坑，甚至有两三家拼住一间小屋的。屋里的黑暗污秽不通气，无异旧式的牢监。”这篇社会调查最后写道：“这些贫民，并不是懒惰不愿做工，实由社会组织不良，叫他们无路可走。”

无论是李大钊，还是其他调查者，都特别关注艰难生活的人群，以此自杀者顺理成章地进入了李大钊的视野。通过自己的观察及利用相关调查材料，李大钊接连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自杀问题的讨论文章。1913年的《原杀(暗杀与自杀)》首度涉及自杀问题；1915-1919年的《厌世心与自觉心》《北京的“华严”》《新自杀季节》《一个自杀的青年》等文，继续对自杀问题有所申论。1919年底、1922年分别写成的《青年厌世自杀问题》和《论自杀》，则运用调查材料，更为深入地探讨了青年自杀问题。

相比后来中国知识界关于自杀问题的连篇累牍的讨论，李大钊的上述文章很难说有什么特别的观点，给人印象深刻的毋宁说是李大钊在讨论中对数据的重视——文中除了有从莫尔塞利等西方作者借用的数据外，还有来自日本和中国的统计数据，比如日本警视厅及中国内务部和京师警察厅的统计材料，以调查材料展开论证而不是单纯的逻辑推论，显示了李大钊的社会学素养，体现了李大钊作为学者的一面，这使之成为以深厚理论功底结合现实关怀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在相当程度上形塑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形象。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文章来源：《史林》 网址: http://www.slbjb.cn/zonghexinwen/2021/1210/366.html